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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要到伤员的身边去,不要等伤员来找你」

2020-06-11 558浏览量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加拿大医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正在华北日佔领区后方的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服务。白求恩工作了一整夜,在冷冽澄明的破晓时分,整理自己对疾病和死亡的思绪:

此时此刻,四十八岁的白求恩对死亡已知之甚详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白求恩在加拿大军队里任担架兵,在作战时身负重伤。白求恩在加拿大、欧洲攻读医学之后,曾度过一段放浪形骸、挥霍无度的日子,最后落脚底特律执业行医,却发现自己染上肺结核。白求恩是没指望了;他在疗养院病房的墙上,把自己画成被死亡天使(Angel of Death)紧紧抱在怀里,他还在旁边写道:「我这一小幕已结束,无聊的剧码行将落幕。」

白求恩估计,假若他什幺也不做,任由疾病恶化,他大概会在一九三二年死掉。白求恩在给前妻的信中写说:「冥想成了行动的某种独特的形式,这里没有哪个人能逃得了改变、发现、对自己更了解的,这都是强迫冥想的结果。」对白求恩而言,了解自己让他想要活下去。他坚持要当实验白老鼠,试用刚研发、为肺结核病患施行压缩疗法的所谓「人工气胸」(artificial pneumothorax)。这种疗法奏效了,大病初癒的白求恩来到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医学院,成为胸腔外科手术的专家。

白求恩对自己的了解让他重生;而他在医学专业领域的发现深深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他开始质疑医学专业的伦理;经济大萧条期间,无数穷人死于恶疾或营养不良,但医生却越来越有钱。白求恩忖思:「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能康复,穷人就得死。显然经济学与病理学之间有紧密的关联。」白求恩义诊济贫,开始研究医疗社会化系统,公开为穷人疾呼,学着欣赏俄国革命的成就:「创造不是彬彬有礼的行动,也绝不可能是如此。创造是粗野的、充满暴力的、是革命的。」

一九三六年,「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邀白求恩率领一支加拿大医疗团前往马德里,协助保皇党(Loyalists)抵抗佛朗哥将军(Francisco Franco)。此番邀请令白求恩既大惑不解又怦然心动。「去西班牙吗?上个星期我还得决定要不要给我的孩子动手术。现在,我又得决定去不去西班牙。我太意外了,有点受宠若惊,又有些不知所措。我是合适的人选吗?我已有万全的準备吗?昨天的答案似乎是为今天的问题而设的。那明天又会出现什幺新的问题呢?时代迫使我们做出痛苦、无法反悔的抉择!」

「医生要到伤员的身边去,不要等伤员来找你」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运作加拿大输血所。右为白求恩博士,1936年摄于西班牙|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白求恩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抵达马德里。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组织流动输血队,好在前线附近为伤兵输血,并成立血库以备输血之需。白求恩再次亲眼目睹了数百名士兵捐躯沙场,难民横尸街头。西方民主国家袖手旁观,任由法西斯军队步步进逼,白求恩对此越来越气愤。一九三七年,白求恩回加拿大募款,并加入了共产党。这时报纸全是有关中国的消息。

他不能视而不见。「我绝不活在一个烧杀掳掠、贪污索贿而我又无力与之对抗的世界。我绝不消极或疏怠而饶恕贪婪成性的人发动战争的罪行⋯⋯。西班牙和中国属于同一场战争。我要去中国,我觉得那里最需要我;那是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一九三八年一月,白求恩人在汉口,拜会国民党的官员;三月初,抵达晋西,医治军阀阎锡山的伤兵:他没看到重症伤员,后来才知道,伤重的人早就死了。三月底,白求恩随同共产党的补给小队横渡黄河抵达延安。

延安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运动的重镇。共产党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重挫,党员不是潜伏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就是转进穷乡僻壤的农村,创建临时的「苏维埃」(Soviet)政府。在三○年代初,毛泽东在赣南成立这类政府组织,但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不断对毛的江西根据地发动围剿,迫使共产党员往西北「长征」。也就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初取得党的领导权,之后在延安重组了分散各地、士气低迷的共产党军队。

毛泽东为了提振士气,高声疾呼「团结抗日」口号,撼动人心。蒋介石也发觉他越来越难以在日本威胁中国的生存之际,还把支持他的人耗在剿共上头,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中,再次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United Front)。这次「统一战线」虽不若二○年代初那时团结,不过起码还能维持表面的和谐。蒋介石形同承认了共产党的陜甘宁边区政府存在的事实,并同意共产党人在晋察冀东北方的日军佔领区发动游击作战。

就共产党而言,他们仍对剿共心有余悸,也希望与根据地内的富农维持友善关係,所以採行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而不是强行推动土地重分配,并建立了民主政府的制度。就是这种「延安共产主义」(Yenan Communism)吸引若干西方人千里迢迢奔赴陜西。他们发现共产党人宽容异己、乐观进取、斗志高昂、脚踏实地,他们鉅细靡遗地报导他们的见闻,吸引了西方读者的目光。

白求恩如众人一般雀跃不已,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统治区判若云泥:「在汉口,我只闻到迷惘、踌躇的气息,目睹官僚颟顸无能。在延安,行政机关信心满满、意志坚定。在沿途的城镇,我已习惯于当地的半封建主义(semifeudalism)景象──藏污纳垢的寓所,污秽不堪的街道,衣衫褴褛的行人。但在延安,在这历史悠远的建筑之间,街道一尘不染,熙来攘往的人群个个都知道往哪儿去。」

白求恩与毛泽东曾有过一次长谈,毛泽东对西班牙内战中保皇党的政、军领导人知之甚详,令白求恩很折服,毛泽东也对白求恩有意在根据地内成立流动医院表示大力支持。白求恩发觉,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有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而且中国人必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不论这要耗费多少时日。白求恩在与毛泽东长谈之后写道:「他是个巨人!他是当世的一代伟人。」

白求恩在延安只停留了三个星期,是为了调集物资和遴选医疗小组的成员,然后前往加入在晋、冀山区暗中活动的聂荣臻部队。白求恩正式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疗顾问」,还看了他的第一批共产党伤员:

中国的境况比西班牙还糟,但白求恩心里却有一股清楚的振奋之情,这才是他人生的归宿。「我处于战争核心中的核心。此时此刻,我才能真正体验在这场苦战中所散发的莫名、亢奋的滋味。」

这是场游击战:一小撮共产党部队,与当地的农民合作无间,飘忽不定,骚扰驻华北日军。他们填平日军挖的战壕,切断电话线路和电力系统,破坏铁轨,炸燬桥樑。将日军予以孤立分散,各个包围、歼灭,他们用掳获自日军的武器来武装新的游击力量;有时,共产党军队甚至还出动营级以上的军力,袭击日军的补给队或碉堡。日军还没恢复战力,
游击队早已逃入山区,民兵则各自回村庄。暗助游击队的村庄里,地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而且随着战事日渐胶着而更为绵密,地道可用来储备粮食、武器,甚至窝藏游击队员。

起初,日军对游击队的攻击反应不过来;但随着游击队的袭击越来越密集──日军在某些地区甚至得派八十名士兵防卫一哩长的铁路线──日军决定发动猛烈的报复:日军烧光村庄,枪杀村民或强行将村民迁至「安全」地区。但日军的策略适得其反,共产党的正规部队也是意识形态的先锋队伍,他们创办学校,灌输村民政治教育,日本人的兇残只会让村民更加信奉、而非怀疑共产党所宣传的理念。

白求恩就是在这种诡谲、艰苦、残暴的战争里发展医疗体系。他的手下只有五名中国医生,没有其他技术纯熟的助手,而他们要照顾的对象则是遍布在几百平方哩山区内的逾十万名正规和非正规部队。白求恩的解决之道是毕其功于一役:他清理、重新布置根据地既有的「医院」(这些医院通常是长期荒废的寺庙,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他教导勤务兵医院卫生的基本原理和战场上的急救;教导村民如何製作夹板、担架、包扎绷带;为护理、医疗学校撰写教材;白求恩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说服地方百姓捐血给亟需紧急动手术的伤员,后来还组织了一支自愿捐血团。

亢奋激情虽逝,取而代之的是单纯、浓郁的满足感:「我虽然身心疲惫,但从来没有如此愉快过。我感到心满意足。我做我想做之事。我是多幺充实啊!我每一刻做的都是重要的工作。别人需要我。而且还表示出对我的需要──这满足了我小资产阶级的虚荣。」

等到根据地医疗体系的运作上轨道之后,白求恩就深入战区,实现他流动野战医院的计画。在白求恩生命的尽头,即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这段时间,他总是跟着不断移动的共产党军队,攻击日军的据点和通讯设施,又在日军发动反击之前,逃逸无蹤。白求恩的新口号是「医生:到伤员的身边去,不要等伤员来找你。」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白求恩设立小型医疗团队,一切细节都规划得鉅细靡遗。白求恩和勤务兵以马代步,由两匹骡子驮着可同时诊疗百人所需的医疗用品,还配备了手术室、护理站、麻醉室:夹板、绷带、手术器材、消毒剂、麻醉剂。手术室多半靠近战地,通常设置在距离阵地三哩内的地方,但求能遮风避雨即可;可想而知,医疗设备自然十分简陋,但这已经比之前要好很多了。一旦麻醉剂用罄──这种情形也很常见──也只好就这幺动手术。假若日军接近流动医院,而当地部队又无法阻止日军前进,白求恩等人在十分钟之内便能收拾一切器材,安然撤退。行动不便的伤员则藏身当地村落。

工作没个尽头。白求恩一天经常工作十八小时,严格督促下属,坚持在艰难的环境中维持最高的医疗技术水準。当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山西东北山区、广灵通往灵丘的路上攻击来犯的日军,白求恩匿迹距前线七十五哩处,在四十小时之内竟然施行了七十一次大大小小的手术。一九三九年三月初,白求恩于六十九小时内一口气诊治了一百一十五名伤患。白求恩有回得空,以一种冷峻、抒情的笔触写下他的体验:

在一九三九年这一年,白求恩操劳过度,一步步走向死亡。白求恩的传说在华北的村落、山区传颂;他的名字成为鼓舞民心士气的战斗口号;随着延安共产党政府强化在陜西的组织,扩大控制新近动员而来的农民,白求恩得到广大军民的爱戴和拥护,但他的工作负荷亦随之加重。

白求恩年纪只有四十九岁,但他外表已如七十老翁:白髮苍苍,肌肉鬆弛,牙齿脱落。他时常感到晕眩,一只耳朵也听不到。如果他真有沮丧郁闷之时,也会埋藏起来。白求恩偶而也会流露缅怀往日时光、思念知交故旧的情愫。他在写回加拿大的一封信中就问道:「还写书吗?还演奏音乐吗?你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躺在铺着洁净床单的软榻上是什幺滋味?姑娘们仍喜欢被爱吗?」

十月,白求恩有机会回加拿大、美国去募款,採购急需的医疗用品。但他放弃了这次良机,反而深入冀西,日军在此发起新一波的猛烈攻势。十一月初,日军大举朝白求恩的部队挺进,白求恩紧急撤退,但是慌乱中割伤了手指,之后兵慌马乱,也忘了治疗手指,结果伤口严重感染。白求恩健康恶化,但他仍继续为人动手术。他的胳臂肿了起来,自己诊断的结果是染上败血症。

白求恩给聂荣臻将军写了一封短信,这其实也是白求恩的遗言:「我生了重病,难逃一死。」白求恩把他的两双手套和英国製的皮鞋赠给聂荣臻;把马靴、裤子送给当地指挥官。手术器材则分送给朝夕与共的中国医生。他的助手各分得一条毛毯。白求恩最后说:「最后这两年,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有时不免感到孤寂,但我却从我最敬爱的同志当中得到无比的成就感。我已无力多说……对于您和所有同志们,我心怀感激。」

十一月十三日,破晓时分,白求恩撒手人寰。

白求恩是个情感丰沛、脾气急躁、才华洋溢的人。他严于律己,从不轻易就範他人强行加诸于自身的束缚。他从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身上获得巨大的能量,但他大概难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即使他对资本主义敌人认识得够清楚。这可从他在中国的冬天自问的问题窥视端倪,当时空气中瀰漫着阵阵血腥和麻醉剂的气味:

白求恩的经历使他有权憧憬一个没有伤害的世界,虽然他并未具体关心如何去建构这样的世界。中国人对此或许心中已有定见,且理由充分。而同时,这世界有太多的伤痛,纵然千百个白求恩也无济于事,况且还有世世代代的孩子还在排队等着受伤。自然,他不指望能亲眼目睹这样的世界降临人间;他的工作才展开,死亡便如影随形。

白求恩生活的方式,他离弃生命的态度,说明他到中国不只是去救那些伤兵──这些人要不是有他就会死去,也不只是站在反抗法西斯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前线。他来中国是为了替他那一世代的人赎罪,涤净他们的冷酷、无动于衷和追名逐利,他认为这已经败坏了他们的文明。他的精湛医术是进入中国社会的通行证,若无这张通行证,他会被摒弃在外。白求恩和其他的洋顾问一样,都是在利用中国人遂行自己的目的,到头来反被中国人所利用。不过,白求恩和其他洋人不同的是,他利用中国人而获致有意义的死法。

在山西的茅舍里,白求恩曾怒斥製造伤痛的奸徒,但他在这里也写道:「人体多幺无瑕;器官多幺精巧;其运动精準无误;动作多幺驯服;引以为傲,十分强健。一旦人体被撕裂开来,却又显得狰狞恐怖。生命星火点滴耗弱,终至灵光的最后闪烁。生命之火的熄灭,一如残烛燃尽。寂静又轻柔。它以熄灭表达抗议,所以也是逆来顺受。它曾吶喊过,然后便缄默了。」

书籍介绍

《改变中国》,时报出版

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本书写的是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从一六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这三百多年来,这些人贡献优异技能,供中国人驱策。初则引入天体运行理论,终则让中国人见识到空战战术与原子科学的神乎其技。史景迁从上百位在华工作的洋顾问中挑选十六位代表人物。

这十六人各有所长──有天文学家、军人、医生、行政管理专才、翻译家、工程师,还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生涯虽横跨三个世纪,但是所积澱的生命历程却有着惊人的延续。他们经历了类似的亢奋和危险,怀抱类似的情怀,承受类似的挫折,在行为中映射出他们的时代,也突显了中国固有的基本价值观。

「医生要到伤员的身边去,不要等伤员来找你」Photo Credit: 时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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